“林惠祥教授是一位全域性的人类学研究者，这在今日分工精细的专业领域中，确是不常见到的全才学者。林教授对一般人类学、对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以及对考古学都有高度兴趣与热心，并完成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是我国早期人类学的先驱与奠基者。林教授为学最为特别之处是精细、有系统，但又能提出创建，为后人开辟新研究领域，实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先驱学者。”这样的评价由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所作是极其罕见的，林惠祥的学术地位也就可见一斑了。

　　先驱和奠基：林惠祥与《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1930年，林惠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中央研究院以“专刊”的形式出版。李亦园认为：“《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轫始。”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分为“番情概说”、“标本图说”、“游踪纪要”和以附录形式存在的“中国古书所载台湾及番族之沿革考略”这4个部分，这样一种多学科、多视角、多形态的多元著述范式，无论是在同时代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中，还是在当下的学术著作中都相当稀见，这足见林惠祥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的用心。

　　从包含“附录”在内的整个文本全貌而言，林惠祥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范式实际上涉及包含新旧民族志在内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这3个面向。首先，林惠祥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当中将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而依据人类学田野调查成果对汉文正史典籍中关于台湾的记述第一次做了对比验证，而他关于“古书所述之夷州（汉至三国）及流求（隋至元）皆指台湾，其记载皆可取为考究番族古时状况之绝好材料”的研究范式则一直是大陆学者运用最为熟练的研究手段；其次，林惠祥所开创的以田野调查与考古学、历史学三者综合运用于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传统，在迄今为止的两岸学人的著述当中依然并不多见，这多多少少意味着林惠祥的研究尚难以接续下去；最后，林惠祥以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这3个面向上都提出了至今仍存在于两岸学界的观点，其所涉及的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确然的解答，其中最为重要的焦点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的确无愧于一部“开辟荆榛之作”。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郭志超曾经专就林惠祥的学术研究指出，“近20年来，在人类学的反思中，民族志传统的表述方式受到质疑和批评，那就是在民族志文本中看不到调查者的踪影，处于隐形状态的民族志写作者完全操纵了文本的解释权，读者难于督查民族志资料的可信程度，彷佛民族志所描写的都是没有滤过调查者主观的纯粹客观，虽然传统的民族志工作者也会在田野日记中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却不会在民族志里加以披露。在对传统民族志文本表述质疑和批评的同时，新民族志主张民族志工作者应在民族志中暴露自己，写出他们与当地人的行为互动和心理互动。新民族志这种合理的提倡正在愈来愈受到肯定”；“令人惊异的是，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竟可以看到新民族志所提倡的某些方法在林惠祥的民族志中已经有了不自觉的初步实践”。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认识从一般性的认识发展到专业的学术性研究层面。在林惠祥之前，大陆读者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了解相当肤浅，其中以讹传讹的记载也不在少数。例如在1935年出版的《大同书》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康有为这样描述“台湾生番”：“面型横阔而肉黑红，悍气如野兽，有买其少女归而育之，长大则渐娟好如常人。”

　　从一元到多元：林惠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族源研究的思考脉络

　　“台湾土人，不知所自昉，俗谓之番人。闻自海外迁来，及宋末伶仃洋师败，遁归……自康熙癸亥开台以来，渐次归顺。台湾被割，等于日本之虾夷也。”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族源，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这些观点的提出大多与1895年“已未割台”和台湾主权归属有着某种隐性或显性的关联。早在甲午丧师的1895年3月，曾经留学英国的严复就明确地将近代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归结于“种争”：“起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者役焉。”在这种达尔文思想的启发下，近代志士仁人开始围绕“种争”、“种战”、“种源”以及“分种”、“剖种”、“通种”、“合种”等议题进行讨论和撰述。这种“策抚有贵种者之急宜图存”和感叹“恃旧种而不修实学者之大为可惜焉”的讨论和考究族源的思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它不但是一个学术性的议题，更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获得政治合法性并得以证成的理据。

　　在林惠祥看来，“民族分歧在今日国际或国内均为重大之问题，多少不幸之事件均由于此而发生。对付此种问题殊不能不参考民族历史之书以为根据”。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林惠祥在研究当中特别注意“着眼历史上的民族”，并据此“注意于现代之民族”，这种建基于历史的民族研究，不仅注意到了民族的族源也关照到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与走向：“盖民族之分类有过去及现在两种观点：着眼于过去，则其对象实为历史上之民族；着眼于现代，则其对象即为现代之民族。历史上之民族未必即等于现代之民族。民族非固定而一成不变者，其变迁秩序时时在进行中，不但名称常有更改，即其成分因与其他民族接触混合亦必有变化。”林惠祥的这一观点不仅在他的《中国民族史》有精彩的展现，而且一直贯穿于其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始终。

　　1896年，日本学者田中正太郎在东京《人类学杂志》上报告在台北发现石器的经过；1907年，日本人类学家粟野傳之丞和伊能嘉矩分别在台北冈山展开考古发掘工作；1911年，鸟居龙藏根据考古发现将台北石器时代的人种推测为马来种，这后来成为台湾少数民族族源“马来说”的主要观点：“鸟居龙藏博士在日据当初认为台湾土著民族及台湾史前时代文化皆为马来语系这一论断，深刻地影响了日据时期的台湾研究，加以台湾土著民族正好在目前南岛语族地理分布的最北边缘，使得大多数学者都只注意由南而来的民族及文化移动。”与鸟居龙藏的观点有所不同，历史学家、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完成于1918年的《台湾通史》则倾向于台湾少数民族的“原生说”：“台湾固东番之地……荒古以来，不通人世，古番魋结，千百成群，裸体束腰，射飞逐走，犹是游牧时代。今以石器考之，远在五千年前，高山之番，实为原始。”但与此同时，他也猜测与海峡西岸的越人有关，“台湾之为瀛洲，为东鳀，澎湖之为方壶，其说固有可信，而澎湖之有居人，尤远在秦汉之际。或曰，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日本考古学家金关丈夫等人在1943年发表的论文中也认为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关系密切，他和国分直一在1979年出版的《台湾考古志》中依据在台湾发现的石器指出：“在台湾史前文化遗迹中，发现了许多有肩石斧、有段石斧和靴型石器等。过去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从南方转来的，和大陆没有关系。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台湾并不是这类东西分布地区的北界，这类东西在中国的东南部、华北、东北以及朝鲜、琉球、九州和北海道、库页岛等地都有。所以，台湾发现了这类东西，说明台湾的史前文化同中国大陆文化是有直接关系的。”

　　台湾的史前遗迹能否孤立存在？与周边的史前文化到底有何种关系？这些史前遗迹是否与当下的台湾少数民族直接相关？这些疑问显然都需要更多的证据链加以支持。因而，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少数民族的起源诸说其实都会面临类似的质疑和诘问。

　　如果仔细阅读林惠祥的著作就可以发现，他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族源的看法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发表之后也是随着其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沿着马来人与百越的关系及其与台湾的关联性这两个方向、从考古学和人类学两条路径展开的，这显然避免了仅仅依据考古资料判定台湾少数民族来源的狭隘性。首先，在1932年底出版的《世界人种志》中，林惠祥将台湾少数民族归入“海洋蒙古利亚种-马来种”；但由“台湾番族即高砂族（Takassgo）”一句可知，林惠祥的这一观点显然受到日本人类学者的影响。其次，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中的“百越系”一章中，林惠祥从文身和容貌两方面推测台湾少数民族“其人属马来族”，但语气显得相当犹豫和迟疑：“古代越族与马来人不知是否有关系？马来人在古代固亦由大陆南下者，惟其在大陆时不知是否有一部分遗留？今之台湾番族尚有文身之俗，而其人属马来族，其人之容貌亦颇有与今闽粤人相似之处，不知是否与古越族有关系……以上诸疑问若非由实地测量各族之体质特征以为比较殊难解决也。”再次，在1938年发表的《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当中，林惠祥从断发、文身、黑齿、短须4个方面推断“台湾土番亦马来人一支”，但这一推断是建构在“马来族与古越族在文化上之相似”这一基础之上的。第四，在1947年发表的《福建民族之由来》一文中，林惠祥认为“古越族与马来族在体制上及文化上颇有关系，然证据尚需充分，只可作为假说，未可视为定论。此事之解决须待将来之地下史前遗址遗物发现甚多，方可据以论断也”。

　　经由上述研究和思考的过程后，林惠祥在1955年前后大致形成了他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族源的完整认识：

　　“台湾自石器时代以来，便有各种不同种族进入居住。现在台湾高山族名虽一族，其实是有七八支族，体质、文化都有不同之处。据日本人的研究，高山族在体质上可分为三型：第一是长头狭鼻型，以太么族及朱欧族为代表，住北部；第二是低身广头狭鼻型，以蒲嫩族及派宛族为代表，住中南部；第三是高身长头低鼻型，以阿眉族为代表，住东部。文化、语言还易于混合，体质却不易混合，不同的体质便表示他们以前有不同的来源。所以作者以为台湾土人的来源不止一种，其中的一种出自中国大陆的古越族，其后与来自南方的别族逐渐混合，而成为现在的高山族，这不会是无可能的事吧。”

　　在1957年完成的《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后篇》当中，林惠祥指出，“南洋马来族南迁的路线应有二条：一条是西线，是主要的，即由印度支那经苏门答腊、爪哇等到菲律宾，其证据是印纹陶和有肩石斧。第二条是东线，是由闽粤沿海到台湾，然后转到菲律宾、苏拉威西、苏禄、婆罗洲，其证据是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但他在文章结尾处还是谨慎地表示“这一篇只可以作一个提议，唤起别人的研究兴趣而已”。

　　由此可见，林惠祥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族源的思考是从台湾考古遗址的文化类型归属于马来人开始的，这里面隐含着台湾史前遗址是台湾少数民族所遗留的预设；在这样一个预设的前提下，林惠祥逐步思考到马来人的起源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进而从马来人的迁徙路线推断台湾少数民族的史前遗存与马来人的关联性。此外，林惠祥也指出台湾史前人类有西来和南来的两种可能，这意味着“台湾土人的来源不止一种”，即古越人和马来人都有可能是台湾少数民族的混血祖先。与此同时，林惠祥在做出台湾少数民族族源多元性的论断时，总是严谨地提醒读者和后世学人：“此事之解决须待将来之地下史前遗址遗物发现甚多，方可据以论断也。”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林惠祥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族源的研究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只是他思考的第一步，而要完整地理解林惠祥的思考，应将他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置于其全部思考的进程和脉络中去。

　　论述不够与强调过度：海峡两岸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族源研究的不同趋向

　　陈国强作为林惠祥的弟子，虽然在著述中多次论及“高山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古越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今日的高山族”，但或因论述的不够和过度强调与大陆的关联性，使得大陆学界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抱定“台湾少数民族来源于祖国大陆”的观点；而在台湾方面，由于过度强调台湾与大陆的差异性和与南岛方面的关联性又强化了“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无关”的刻板印象，海峡两岸的这种“论述不够”和“强调过度”其实都不是一种持平且科学的态度。

　　在著名台湾史专家曹永和看来：“台湾在地理上与大陆极为接近，分隔了东海及南海，并位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连接点上；在这种地理因素下，自史前时代起，台湾便接纳著由大陆东南沿海地方排涌而来的种族以及文化的波动，并且是这些文化种族南渐或者北进的分叉路口。”

　　为了凸显“台湾的主体性”，一些“独派”学者则刻意拔高台湾少数民族族源的“南来说”并藉此建构台湾的“台湾民族论”。这样一种“建构民族”的过程，其目的恰如王明柯所言：

　　“民族似乎是一个由集体历史记忆的凝结与传递来维系的人群，一方面民族体以创造及追溯共同历史记忆来不断地维持或修正族群边界；另一方面，任何人或人群集团，除非有明显的体质外观的差别，都可以藉由假借一个历史记忆，或遗忘一个集体记忆，来进出一个民族体。

　　“民族史研究中，除了描述与研究历史上的‘各’民族的风俗、制度，以及民族间的关系外，最重要的就是民族溯源。这种溯源研究法，基本上是以构成此‘民族’人群的内部客观特征，如体质、语言、文化等为研究对象，追溯有相同或相似客观特征的人群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一般咸信经由这种溯源，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来源，以及它与其他民族的宗裔分合关系，并且在如此的时间深度上，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

　　“人群以族源历史来定义自己”，以王明珂的这一研究证诸“独派”学者的思考逻辑，可以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台湾少数民族这个仅占台湾人口总数5%的群体的族源，其目的就在于经由对台湾少数民族族源及其历史的辨析，强调台湾、大陆相异的历史地位和在民族构成上的差异性；再经由“验证原汉混血的血液鉴识”，建构有异于大陆的“台湾民族”和“台湾本土认同”。曾经担任陈水扁“国策顾问”的萧新煌就此坦言，“基本上，我深深以为上扬的‘台湾本土认同’所欲抗衡的，已经不是台湾内部原有或现存的种种体制和价值或规范，而是来自外来的中国和它的‘统一’意识形态”，而这恰恰就是“独派”学者关心台湾少数民族族源的真实目的。

　　无论是对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还是对中外民族史、民族志的研究以及教学，林惠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迄今为止依旧值得我们后世学人学习和思考；而追溯林惠祥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仰望学术前辈并向其致意的过程，也是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再出发的一个必要的学术整理过程。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如果对于任何事务，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以获得最明朗的认识。”

（摘自《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