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在1920年筹备在厦门创办一间大学，预定规模，相当宏大。他跟他的朋友林文庆商量，林文庆认为如果他把钱用于创办一间大学，对国家的贡献必大。陈嘉庚受了他的影响，就在1920年回到中国，计划在厦门创立这间大学。原任北京教育部参事邓萃英，受委为第一任校长。他在1921年4月聘定了教职员，在同月中假集学校开办了大学预科，正式宣布厦门大学成立。但是校长不久跟陈嘉庚发生意见，结果就辞职了。

在这种情势下，迫得陈嘉庚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林文庆，请他出来担任厦门大学的校长。当时，林文庆已不作行医之想，也不参加公共活动，“大概此事在林博士认为是他个人的生平志业，实现有期了”。而他的夫人又极渴望回到鼓浪屿，以接近她的母亲和故家。陈嘉庚的邀请对他正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于是，林文庆竟不躇踌，马上接受这个职务，摒挡他的一切事务。1921年6月，他们一家人就回到厦门去。

摆在他面前的迫切问题，就是要把大学建立在一个巩固而健全的基础上。他暂时聘用前任校长聘定的教职员，同时在正式的讲堂未曾建好之前，暂假集美学校上课。在这一年的年底，他完成了两座校舍，并新聘了许多教授和讲师，他们大多是留学欧美的。1922年至1923年，文学院、学生宿舍、运动场、体育馆等等，都先后落成了。他对体育训练，特别重视，规定学生在这一方面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1924年，科学实验馆开始建筑，翌年完工。1925年至1926年，医学院、工学院和图书馆次第兴建。大学的声誉，与日俱隆；到1926年办国学院时，可说已达顶点。当时，林语堂受聘为院长，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都从北京南下讲学。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一个学院设立还是第一次。当时，全中国都注视着厦门大学，中国政府见它成绩优异，每年特别拨给津贴费国币九万元，这是在当时中国任何大学所得的津贴的最高数目了。

林文庆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自有他本身的一套理论。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只要能够适应潮流而加以运化，那就可以成为培养民族领袖的最好手段。主要是一种严格的道德训练，使那些领袖们琢磨成其为孔子所说的“君子”。基于这个信念，他自行订定课程，其中包括比较宗教学、哲学、社会学、文学、科学和政治学，无所不有。在这一切之上，学生还要学好国语，因为它是教学上的媒介。英语成为第二种必修语言。此外，他又认为民族领袖应该受专业的训练，不管是技术的、职业的或文学的都好。厦门大学的目标，就是要把道德训练和技术上、职业上或文学上的训练，结合起来。

在最初的五年间，建筑物一座座地兴起，学院一个个地建立，林文庆在海峡殖民地的各民族社会中，都深受注意。鉴于莱佛士学院的建筑工程长期拖宕的事实，他在厦门大学建设方面所具的速度，就被认为是出奇的成就。他虽已接近晚年，但这对他都毫无障碍。可是，驹光如驶，他开始遭遇困难了。在各种困难之中，最大的是缺乏财政的支持。陈嘉庚虽然开办了这间大学，可是他独木难支，初时，他本只付出四百万元，后来竟付出一千万元了。这间大学每年需要维持费三十万元，而政府的津贴只有九万元，当陈嘉庚的生意处于顺境时，他还是经常拿出钱来加以支持。可是，1929年世界经济发生不景气。早在1928年，林文庆就已经开始感到有问题。他不得不回到海峡殖民地，向华人筹款。直到1939年他辞职为止，他在厦门大学中所做的工作，多用在海外筹款方面。

厦门大学的另一困难，就是校内教职人员的不能合作。这种情形，一部分是因为他处理事务的作风引起的。当最初五年进行建校工作时，临时性的计划太多。讲堂和办公室经常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但对教职人员和学生又未能提供应有的设备和方便，各学系对财政上的分配，又多有不满。在国学院设立以后的六个月，林语堂博士不得不把它加以结束，因为林文庆未能拨出他已经答应的应支款项。此外，中国的政治动荡也加深了这种困难情势，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末，军阀正在控制一切。最后，尚有一个干扰的因素，那就是“新文化运动”。学者如胡适博士陈独秀教授和鲁迅等人，都在传播些和林文庆相反的思想。这些人受过西方知识和科学的教育，想采取这些路线来改革中国。林文庆主张保存并运用儒学的原则，又主张保存中国的古旧文学，但新文化运动却要打倒孔家店，采用白话文，使之不致太繁赘而变为更简易。

这种种力量都是对林文庆不利的，他也实在无法撑持下去了。当时，他也实已老迈，所以有人提出要抑退他，另聘新人。到1937年，大学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于是政府只好把它加以接收。林文庆宣告辞职，有新人萨本栋博士继任。随后，对日战争的火焰燃烧到了厦门，大学里的师生们都要撤入内地去。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社会思想，大大转变，深受康、梁影响的林文庆，其言行成为年青一代所要打倒的对象，加以日本对华加紧侵略，整个中国水深火热，长江后浪推前浪，老迈的林文庆，已成为过去人物，正被时代洪涛所扫荡，历史巨轮，已经翻转了，这位生长海外的第三代华裔，纯良忠正，哪敌得过险恶的考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只得重渡七洲洋而返回新加坡。他最后的写作，是英译《离骚》，他的情绪，可以洞见！

（摘自陈育崧著《林文庆传》，新加坡印行之林文庆诞生百年纪念刊，1969年）